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让整个国家的几乎所有领域都遭到巨大的冲击，经历了一场浩劫。为了扭转当时极其混乱的形势，中央决定在1967年3月至1972年8月的五年多时间中，从解放军抽调干部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简称：“三支两军”。而其中“支农”“支工”是到地方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支援农业和工业生产。

1968年入秋前后，在总参外事局工作的我受命到北京顺义县城关公社支农。顺义县支农总领队是总参军务部一位老处长，他作风严谨、经验丰富，深受大家敬重。顺义县下属城关、牛栏山和高丽营等公社。和我同组的还有两位老帅的秘书、两位总参领导的警卫员等人。整个小组友爱互助，气氛融洽，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城关公社按行政村分为许多大队。我分管泥*、东、西**、良**等13个大队。除不时到公社开会或学习文件外，整天奔波于大队之间。晚间就宿于老乡家，吃派饭一家一天并按规定交粮票和现金，主食多为玉米饼、玉米粥就一小碟咸菜或野菜，乡民们对我们都很友好，偶尔用黄豆换回一小块豆腐招待，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让我很感动。，但当时乡民普遍贫困，比较好的大队（行政村）也刚刚达到温饱水平。现在还记得最好一次是回部队前，一户农民用大队分配的一匹老死的驴头炖熟款待，为我送行，虽然下筯迟疑，但老乡的真情让我动容。

当时支农的目标定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完成生产任务。

因为受到京城造反派的影响和冲击，不少大队也搞起了四大，初步形成两派，有矛盾冲突，但由于我们的耐心工作和缓冲作用，仅仅限于文斗，没有发生过当时牛栏山公社个别大队武斗的混乱局面。各大队原有的领导班子都或靠边站，或自己下台归隐。革委会一色的由一群年轻人把持，其中不少是平时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他们既不懂生产，又不会做群众工作，只会拿着在小喇叭街上胡咧咧（群众语）。我们到达时，正值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时期，次年的生产计划，生产资料的筹集和安排也迫在眉睫，因此我们除了进行一般的宣传外，抓好生产无形中成了重头戏。经过一番调查，我首先进驻问题比较突出的泥*村，该村离公社驻地仅数公里，几十户人家百十号人，多数姓贠，过去在生产、生活和治安等方面，都在公社名列前茅。但当时由于造反派的闹腾，一切工作陷于停顿，整天忙于搞批斗，年轻人和孩子们在震耳的大喇叭声中跳忠字舞、学唱样板戏，老年人困在家中，忧心忡忡，不知所措。

进村后得知该村革委会主任是一个姓贠的年轻人，受过一定教育，碍于乡情，没搞打砸抢；而原来的党支书也是一位贠姓老人，他一身正气，有丰富的工作和生产经验，多次当选劳动模范，但由于受到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有点心灰意冷，迟迟不愿出山。根据上述情况我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对小贠，我把他们一帮年轻人组织起来，和他们交朋友，谈心交心，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无害的活动如唱样板戏、跳忠字舞等，由此拉近了距离，得到他们的信任；而对贠老则多次登门造访，真心表达对他的尊重和敬意，并且虚心求教生产、村民教育管理问题，加之我动员小贠和其它几位老人 一起做他的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后他终于同意出山，很快解决了领导班子的问题并让冬春生产各项任务落到了实处。其它几个村子的情况大同小异，用同样的方法如法炮制，也都先后顺利地的解决了问题。最后的难题出在一个叫西**和一个叫良**的两个小村子，虽经努力，最后还是收效甚微，至今引以为憾。两个村子都只有几十户人家，情况也有很大差别。先说前者，西**村村民历来好吃懒做，偷窃成风，每当收获季节往往成群结队到灌溉渠对岸的国营农牧场或邻近的村庄盗窃，不时引起冲突甚至械斗。我进驻后虽然做了不少工作，协助公安部门处理了几个情节恶劣的惯犯，获得了一时表面的平静，但始终没能彻底扭转局面。另一个村庄良**则是一个极端贫困村的典型，很难想象处于北京近郊的地方竟然穷困到如此地步。该村党支书是一位淳朴、善良的抗美援朝老兵，我第一次踏进他家的情景至今深感震惊。天哪，真是家徒四壁，一铺泥炕上的一床破席，两叠破旧的被褥，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两个年幼的孩子衣不遮体在院子里嬉闹。村里其它居民境况也大体如此，每日靠玉米面和红薯干充饥，仅有最低程度的温饱。究其原因是土地贫瘠，处于公社边沿又长期缺乏有力的扶持。对此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到公社反映情况，不时到公社为他们争取到几笔补助款，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整个支农持续一年左右，收获不少，感触颇多。首先对当时农村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他们的疾苦深感遗憾和同情，直到现在我面对弱势群体时，也总能抱有同情之心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其次通过接触和沟通，我交了不少淳朴、善良的农民朋友，学到许多农业生产的知识和他们身上优良的道德品质，对我的交流沟通能力和独立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都有所帮助，从而为我的人生画卷增添了几笔值得记忆的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