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一”是我军建军95周年，也是我们参军后迎来的第72个建军节。岁月如烟，往事多已淡忘，但1970年在皖南的一段经历却深深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1969年底，南京军区总医院政委找我爱人陆肃（笔名）谈话，大意是皖南新建第一二七医院，由总院门诊部主任红军干部杨文伶同志担任院长，他希望调你们夫妇二人前去加强医院建设。于是我们一家三口就从总院后方医院（第一二六医院）来到了安徽南陵。南陵是一个古城，1200多年前李白曾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篷篙人”离此地北上唐都。1970年的南陵县城十分破败，仅一条两里长街，周围均农田。医院在离城七八里的马山咀，是个小山包。山头稀稀拉拉长了一些马尾松，裸露出大片大片黄土。据说以前满山青翠，三年自然灾害时树被老百姓砍光。医院外一条公路，横穿县城连接繁昌、泾县，石子路，晴天风吹扬尘，被戏称洋灰（扬灰）路，雨天水浸泥化，车驶过时泥水四溅，又称水泥路。医院选址在此，据说是根据“山散隐”原则，以原“皖南工区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为基础，另从其他医院抽调少许骨干补充。科室比较齐全，医疗水平略强于皖南地方专区级医院。主要承担军区后勤部下属皖南多个战备仓库官兵、后勤第14分部机关人员以及“二炮”部队某基地和施工部队官兵的医疗保障，也对周围城乡居民开放。医院当时设四个医疗所，我在一所任主治军医，陆肃在4所（包括门诊、急诊、药剂、检验、影像、理疗各专业科室）任副所长。1970年初除完善各科室自身建设收治病员外，下午多半是政治学习（毛主席的书天天读）、修路、种树（法国梧桐树枝，截成50-60公分长，去年冬天将一端斜埋在土里，此时多已发芽挖出移种），还开荒、种菜、种水稻、养猪以改善工休人员生活。那年4月我曾随一所派出的医疗小分队参与12军35师野营拉练，进行医疗保障，回院已是5月中旬。陆肃则于4月中旬到6月中旬被14分部调去参加“大批判”组搞新闻报道。待我们都回到医院时，病房内已住满病员，医疗任务十分繁重，期间发生的几件事使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独身抢救危重病员  某日中午，“二炮”部队一军用卡车送来一高热昏迷病员，陪送的战士说，他早两天“拉肚子”，今天一早发烧说胡话。我赶到急诊室，测患者体温40.1摄氏度，血压已测不出，意识不清，时有躁动。我立即在一个护士协助下，给患者做踝部静脉切开，建立输液通道，抽血、导尿、做肛拭子检查。血化验白细胞两万多，肛拭子检查见脓血便，疑为中毒性菌痢，立即采取相应的抗菌治疗。我整夜守在病人身旁，不时监测脉搏、血压、体温，调整用药。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病人意识、血压逐渐恢复，体温下降，排出大量脓血便，经陆肃他们做细菌培养，有福氏志贺菌生长。中毒性菌痢诊断成立，对症治疗后逐渐痊愈。患者是“二炮”部队驾驶员，那天运送开挖坑道物资，中午在一路边店可能是吃了不洁食物，下午开始腹泻，半夜发烧，渐昏迷不醒。他是我到皖南后抢救的第一个危重病人，愈后每次驾车路过南陵都要来看我。这也使我深深感谢在军区总医院前辈老师耐心教导下使我掌握了扎实的基本功。

会诊归途遇车祸  分部机关离我院10余公里，某首长突发心血管病，卫生所派了一辆吉普车接我去会诊。经检查、对症治疗首长转危为安。在返院途中却不幸发生车祸。驾驶员为避让迎面驶来的运煤大卡车，一下猛撞在路边一棵大树上，车头撞扁，驾驶员头部撞碎挡风玻璃，满脸是血。我坐在后排，前额和后脑都碰撞出大血疱。驾驶员吓得脸色苍白，我急忙安慰他，检查汽车无大碍还能开。因离医院已不远，慢慢将车开到急诊室。我们都被紧急救治。我被诊断为“轻度脑震荡”“皮下血肿”；驾驶员是“前额部浅层撕裂伤”，还好伤口不深，消毒清创后用特制胶布粘合伤口后，他就开车回去了。我安慰他：“不会破相影响你娶媳妇”，但暗地里担心他会不会受处分。

为烈士做遗体处理  1970年7月12日开始，南陵县连日大暴雨，县城周围全遭水淹，一片汪洋。7月13日，”二炮“121部队奉命前来救援，副排长朱志亮同志乘救生筏去救助困在屋顶上的老百姓，因连续施救，筋疲力尽，不幸落水失踪。部队和县革委会、家发公社（以抗美援朝金城反击战牺牲的黄继光式战斗英雄李家发名字命名）组织多人搜救，最终用带钩的拖网，将他抢救上岸，并立即送到陆肃所带医疗队设在马山小学的医疗救护站，通知我前去确认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仔细检查，确认他已光荣牺牲，由医院出具死亡证明，和陆肃一起为烈士遗体作常规护理，换上部队送来的新军装，正式将遗体移交给部队。几天后121部队和南陵县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记功大会，烈士的战友们痛哭失声，纷纷表示要学习他为了人民利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我们这些参加追悼大会的老兵，也深受感动。

参加血吸虫病防治  旧社会遗留给新中国的是江南地区血吸虫病猖獗。毛泽东主席1958年7月1日曾有诗《送瘟神》描述当时情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大搞血吸虫病防治，“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防治工作取得伟大成效。为防止疫情死灰复燃，当时每年仍坚持进行“血防”。7月6日-12日，陆肃去青阳参加安徽省血防科研学习班，回院后医院指派他带一医疗队到家发公社开展“合作医疗”并进行“血防”。他决定先在公社社员中进行血吸虫病筛查。用从省“血防所”领来的血吸虫病抗原做皮肤试验，查出十多名阳性者。为确诊，他请示医院领导，由我去给这批皮试阳性者做乙状结肠镜检查。检查地点安排在家发中学一间教室里。八月中旬，酷暑难当。我从医院带来肠镜和必要的消毒物品，没有检查台，就在草垫子上依次给14个皮试阳性者做检查，在肠壁可疑病灶处钳取组织，夹在两张载玻片中压平，由陆肃用从医院带来的显微镜检查有无新鲜血吸虫卵，被查的人观察半小时，没有出血即可回家。结果查出两名血吸虫病患者。那时医疗器材十分简陋，正值“十年动乱”时期。我十分庆幸在总医院跟随热带病专家陈子达主任，学习掌握了这一套检查技术，才能在这种条件下完成任务。天气闷热，门窗紧闭，气味难闻，白大衣里面的衣服，都汗湿透了。检查十几个人下来我们都筋疲力尽，我更是昏昏欲吐。这是我从医以来唯一一次在这种条件下做的肠镜检查。回到陆肃住处，房东大嫂见我茶饭不思，还专门给我做了一碗糖水荷包蛋。多么善良的大嫂啊，谢谢您！

“合作医疗”的点点滴滴  7月中旬，陆肃接替著名的骨外科专家许竟斌（二所副所长）任驻家发公社医疗队队长，协助公社开展“合作医疗”。他住在茶陵大队林场生产队一间小学老师的办公室，黄泥墙，茅草屋顶，一下雨四处漏水。大队下辖13个生产队，方圆10多公里，到各队巡诊全靠步行。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他除了巡诊看病，做血吸虫病普查，为办“赤脚医生”学习班筹备教室、学员宿舍、聘请教员外，还要参加劳动。当地种双季稻，收割、拔秧、插秧必须在“立秋”前完成，俗称“双抢”。一个多星期下来腰痛腿痛是从未经受过的。他曾冒着雷雨去抢救雷击致死的社员，大雨如注，头顶电闪雷鸣，惊心动魄也全然不顾。他曾在半夜被叫起去救治一个寻死寻活的癔症女患者。虽为医疗队长，但既无经费也无医疗器械和药品。他曾和医务处钮汉民助理员研制过一个简易检验箱，里面有钮精心打造的一台微型显微镜，这次可帮了他大忙。一个名叫刘宏甫的精壮汉子来看病，面色青黄、浮肿，走十来步就气喘吁吁。他说病前他可挑200多斤稻子健步如飞，现在什么活都不能干。陆肃检查他的血红蛋白（用沙利比色计，现废用）只有4克（100毫升血），用钮制显微镜查粪便中有大量钩虫卵，认定他是钩虫引起的贫血，给了他4元钱（那时10个工分才0.2元，社员基本无钱看病），让他来医院找我，帮他购些驱虫剂和补铁的药。20多天后他再来时血红蛋白已升至8克，面色红润，浮肿消退，步履也矫健了。南陵夏日炎炎，小男孩都赤裸上身，脏兮兮的。陆肃先后接诊过十七八个发热38-39摄氏度的“搭背”（胸背处脓肿）患儿。在一位沈护士配合下，用碘酊给患处和手术刀片（无刀柄）消毒，趁患儿不注意，用刀片飞快的切开脓肿，放出脓汁，再向脓腔中塞入涂了金霉素眼药膏的纱布条，用消毒纱布覆盖伤口，嘱家长过三四天领孩子去医院门诊部换药。农村的孩子皮实，一二七医院的军医和护士对病人的态度也极好，这些孩子都很快恢复健康。忆及此事，陆肃至今心有余悸，他说一个大队连个医务室也没有，他真是赤手空拳不得已呵！

1970年8月中旬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总结，“赤脚医生”学习班开学，我作为教员去讲授了心脏病的检查和急救。9月25日，茶陵大队召开“合作医疗”成立大会。陆肃又接到军区卫生部通知，要他去霍邱县城西湖参加“流行性出血热”病原调研，直到1971年元旦后才回到一二七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