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自己的成长与进步，我从心底里感谢《前卫报》和《人民前线》报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在两家报社待了27年，而且正是青春勃发的27年，这在人生长河中留下的印记自然是很深很深的。可以这么说，倘若没有严格正规的报社生活熏陶，没有紧张艰苦的新闻工作磨炼，就没有我的成长进步，就没有我的今天！

新闻工作的磨炼，思想变得敏锐了。办报多年，养成了每天报纸必读，广播电视必听必看的习惯。一旦看到听到一个重要精神，会本能地立即作出“反应”：我们怎么办？该如何把重要精神尽快体现到报纸版面上？像1994年至1996年，我们报纸持续宣传军区党委提出的“在揭露矛盾解决问题中求发展”的工作指导思想，就是因为反应快捷、报道充分、剖析深刻，而赢得军区首长多次表扬、广大读者普遍好评的。至今记忆犹深的还有1989年出现的那场政治风波，在那反动舆论甚嚣尘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自己虽然对那场斗争的实质还一时搞不大清楚，但有一条不会动摇，那就是坚信邓小平这位伟人，只要有他老人家在，我们党就会力挽狂澜，顶住种种逆流。正是抱着这种信念，有一天我一夜未眠，提笔写出了题为“舆论啊，好厉害”的言论。第二天，社长韩超韩就把这篇言论排上了报纸第一版显著位置。报纸发出的当天中午，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特地打电话给报社韩社长，说：“阳美仁（我的笔名）这篇‘舆论啊，好厉害’写得好啊！报纸就应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接着，我又写了“邓小平仍在中南海”“该死的谣言”等五六篇言论，在报纸上连续发表。这些言论，表达了自己对党、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反映了广大干部战士的共同心声，也提高了报纸的威望。

新闻工作的磨炼，脑子变得勤奋了。办报很苦，一般应付一下，能把报纸出出来，也许不是很难；但要标准高些，真干出点名堂，报纸办出来让人叫好，那可不是件容易事。党把我放在这个又苦又荣的岗位上，自己一天也没敢懈怠。在事业上既兢兢业业，又不甘平庸，不安于现状，总想有所作为，这已成了自己的一种追求。有时候就是“逼”，逼着自己勤动脑子，多想问题，逼着自己多出成果，多出精品。每次轮到我担任报纸总值班时，我都会在版面上开些新栏目，力求贴读者更近些；每年除了审改、审定编辑撰写的数十万字稿件、大样外，自己还常常动笔写言论、写典型。从1991年到1997年，我每年都参加军区机关联合工作组，担任组长或副组长，到连队蹲点一个月，除完成工作组专题调查或汇报材料外，每次还总要写出七八篇短文，在《下连蹲点手记》或《记者与兵拉呱》等栏目里发表。不把在基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出来，就好像没有完成任务似的。办党报精神压力很大。有时想起报纸大样上的一句话、一个标题或一个提法把握不准，半夜里都会从床上爬起来记在本子上。有时妻子不理解，会说：“何苦呢？”而我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改也改不了。做报纸工作几乎天天与苦相伴。而勤奋刚巧是艰苦的克星，许多艰苦的事情习以为常了，也就无苦可言了。

新闻工作的磨炼，作风变得细致了。在机关、部队许多同志的印象里，我这个人做文章、办事情比较细。其实，这都得益于报纸工作的锻炼。有件事我记得很牢，一位老社长到华东饭店参加军区的一个会议，那天上午正好看大样，快吃午饭时，老社长打电话给值班副社长，说一版右上一篇稿中的两个标点符号错了，要改正过来。正是学着前辈的样子，我看稿、看大样时，也是一句话一句话地推敲、细抠，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办报人心中要装着读者，我们要对读者负责，要对党的事业负责。后来虽然改行不搞报纸了，但只要看到人家写的文章、材料里面有错漏或别字，那保险是一逮一个准。有次我看到机关某部门以首长名义起草的一封慰问信，发现文中“无产阶级”的“产”字漏了。我赶紧打电话告诉他们。执笔的处长吓了一跳：我看了不下10遍，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字漏了呢！他一再谢我。我说：办报的人都会像“啄木鸟”一样捉虫纠错，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改也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