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算起来，我与新闻结缘超过40个年头，其中在两个大军区报社做报纸编辑工作就有27年（济南军区《前卫报》社8年，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19年）。

说来不怕人见笑，我这辈子能吃上新闻饭纯属偶然。当兵第二年，我在连云港东西连岛的炮二连担任文书。有一天指导员对我说：“团里有要求，各连要组织人写写稿子，给军区的报纸投一投，我看你行，试试嘛！”我原本对新闻一无所知。尽管我天天看报纸，但我并不知道给报纸写稿、投稿有哪些规矩。为了响应领导的号召，我只得硬着头皮关在屋里悄悄地写了起来。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学写的第一篇小稿——寓意处理事情、分析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题目叫作《大头莱与大头蒜》的小稿，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给军区《前卫报》投稿（当时我们部队隶属济南军区），居然不几天就登出来了，编辑还特意配了“编后”。

偏远海岛连队的文书能上军区的报纸，那简直是个奇迹！这篇小稿子把我们的驻岛守备团轰动了。从那时起，我被领导列入了“小秀才”的行列，凡是遇到像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需要搞材料这类事情，就总把我叫上了。以至后来首长们看到我档案里有当过生产队会计的记载，将我直接由文书提为后勤处财务会计后，仍常叫我去帮干一些本属于政治处的活。我和政治处高友宝干事合作撰写的一份典型材料，师里说写得不错，推荐到军里也说写得不错，被写的典型单位代表，随后就出席了军里召开的表彰大会；到某地参加“支左”时，我们报道组以“红岛兵”为笔名写的一篇题为“铲除暗山头”的评论，在《连云港日报》第一版上登了半个版，广播电台全文播报，一天播好几遍……

顺顺当当的起步，似乎给我带来了运气。师宣传科得知我们团有个会写文章的小会计，师里便很快下了命令，将我调到宣传科。我刚到师里报了到，军里又一纸命令，将我调到军宣传处当新闻干事。在军里干了一年多，《前卫报》社通联靳文增科长到我们军里挑人，居然又把我选中，1971年冬天，我踏进了《前卫报》社的大门。

在短短一两年里，我连续跨越三级机关，从守备团队一下子到了军区机关，而且又是进了报社这座神圣而又神秘的殿堂，我周围的战友都美慕得不得了。我呢？说一点不喜，那是假话；平添几多压力，那是实话。因为我知道，像我这般年纪轻，底子薄，不是科班出生，在基层土生土长的新闻干部，要在军区一级新闻单位站稳脚跟，不出比常人更多的力，不吃比常人更多的苦，那是万万不行的。于是，我愈加发奋努力，苦学苦钻，边学边干，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会到会，终于一步一步地入门了。在《前卫报》社，我编的稿子、版子，时常受到领导的表扬，接连3年获军区政治部嘉奖。1979年调到《人民前线》报社后，写出、编出的好稿子就更多一些了，仅1987年至1993年的7年间，在总政治部宣传部组织的全军各军区、军兵种报纸年度好新闻评选中，我一共拿了16个奖，其中自己撰写或参与撰写的各类新闻作品，就3次获一等奖，3次获二等奖，5次获三等奖和优秀征文奖。我先后5次受军区政治部嘉奖，当处长期间，组织上还两次给予我记三等功的奖励。1989年我被评为“江苏省优秀新闻工作者”，1996年被选为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