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日寇铁蹄下度过的，面对日本鬼子的残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 留下了仇恨的种子。10岁时，便和八拜之交的义兄张福禄、刘小乐参加了儿童抗日组织“青少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在八路军敌后武工队的引导下，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如手执红缨枪，在村头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或为八路军传送鸡毛信、利用孩子的身份到县城刺探军情等，并对八路军除奸队提供消息，利用汉奸强抢民女洞房花烛之夜，将其诱至村外，斩首示众。或以顽童的身份进入鬼子修炮楼的工地，乱石重伤一名鬼子监工等。

在八路军敌后武工队引导下，我们都变成了业余抗日小战士，受到其中军区的高度赞扬，并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

到了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了，我所在的南关小学号召高年级的学生报考“军校”——冀中军区安平县“随营学校”，我又榜上有名被批准入伍。我和同学崔国威一同踏上征程，来不及报告父母，便徒步50里，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绿色军营。但遗憾的是突发重病，未到两个月便被退伍休养处理，令我遗憾终生。

不过，我并没有泄气，这不，机会终于来了。1951年春，为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我在河北省立安国中学，再次应征入伍。学校为我们25名新兵每人赠送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老师和同学们纷纷为我们题字留念，鼓励我们精忠报国，杀敌立功，为学校为家乡争光。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我村的老村长，带领乡亲们把喜报送到我家，母亲喜极而泣，连连说：“我家二小子这下有出息了。”

带着亲人们的嘱托，我们一行258新兵到石家左32步校新兵训练营报到，接受了三个月的入伍教育后，然后乘闷罐车从石家庄一路西行，经阳泉，娘子关、榆次到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步兵学校驻地——山西省祁县。我没有进入野战部队，而是成了一名军校学员。

军校的生活紧张而艰苦，完全维承了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学习的科目多达20多种，有政治课、文化课、战术课（从班到连营团5级战术指挥）、射击课（从手枪到迫击炮7种武器）、特科（炮兵、坦克、工兵、地形学、防原子、防毒气、火焰喷射器、空军知识等内容）、体育课（刺杀、游泳等）称得上多兵种、多学科的合成军队所需知识和技能应有尽有。

经过4年的艰苦训练，1955年初，我以优事生成绩毕业，升任正排级（少尉）被分配到南昌步枝任战术教员，这一干就是6年。期间我的军旅人生出现了三个刻骨铭心的亮点：一是1953年到志愿军66军任见习排长，让我变成了真正的军中强汉，被评与“优秀见习生”，晋升副排级。二是1954年参加了建国5周年大阅兵，光荣地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成就了我刻骨铭心的幸福。三是1958年底至1959年5月，我以中尉战术教官的身份下放到31榴炮团当兵，经受了炮火的洗礼，荣立三等功，被评为“一专多能炮手”，并被福州军区“人民前线报”评为特约通讯员，于返校后光荣入党。

1961年因表现优异，组织上让我“弃武从文”。总政联络部保送我赴张家口外语学院主攻日语情报专业。1965年毕业后，先后任南京外院、国际关体学院日语队长、日语（多语种）教研室主任，前后长达20余年，两次获“从事国防教育事业20年、30年贡献奖”证章证书，并被“中国译协”、“军事科学院”授予“资深翻译家”和“资深军事翻译家”光荣称号 。

我一生投笔从戎，成长在军营，成功在军营，我一生也全部贡献给了军营，我永远感恩党的栽培。现在我虽然告老还乡，但我仍然不忘“我是一个兵”。为此，我曾立下《党员志》：共产党员不染尘，全心全意为人民。重任铁肩担道义，赤胆忠心乐献身。”；《战士心》：“共产主义千秋业，一颗红心保青春。此路遥遥多战事，海枯石烂不变心。”《老兵情》，在任曾是一个兵，戎装卸罢再登程。为报党恩有所对，生死一腔老兵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