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南京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最近我走进电影院看了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南京照相馆》，看完电影我们能看到一个个普通人在国难当头下的转变，也许一开始每一个人内心都只想着要活着，但当看到日军对南京城的糟蹋，对中国人的屠杀，他们开始想办法把证据留下来，而他们留下的底片也最终成为审判刽子手的证据。但是电影毕竟是有二次创作的艺术品，在看完电影之后，我梳理了一下电影中会涉及的历史真实事件，在了解了历史事件之后再去看电影，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第一，南京保卫战的激烈与撤退的混乱。电影的开始，是南京城沦陷，日军的坦克炸毁了南京的城门，进入城内。之后，在挹江门发生了守城士兵与撤退士兵之间的内战。这里真实地再现了南京保卫战的激烈。但撤退时，由于指挥不当，信息传递不及时，造成了极度的混乱，最终导致数万守军没有顺利撤出南京城。南京保卫战撤退时的混乱与后来的武汉会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武汉会战中，虽然日军占领了武汉，但中国军队有序撤出战场，为后来的坚持抗战和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第二，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飞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随后便发动了对周边邻国的侵略，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九一八事变……这一笔笔血债，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之下的一种家族荣耀，电影中伊藤就非常骄傲地说自己的祖父曾参与过甲午战争。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就制造过一次举世震惊的旅顺大屠杀。在一次次对外侵略中，日本的工业化不断发展，过程中用到了大量中国的赔款、原料等，这也再次证明了马克思说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充满罪恶和血腥的。

第三，南京国际安全区。南京国际安全区是在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留驻南京的外国人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成立的。他们成立了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这个安全区在当时保护了大量的中国军民，如今小粉桥1号的拉贝故居就是对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国际安全区大概位置是今天的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所在地，另外在当时的江南水泥厂、栖霞山也有难民区，保护了超过1万人的难民。除了拉贝，在电影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两位国际安全区委员的身影，他们便是约翰·马吉和明妮·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大量反映当时南京真实情况的影片，最终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为数不多的动态画面，成为后来东京审判中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明妮·魏特琳则是当时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自12月13日到17日，她先后收纳了8000多位难民，保护了大量妇女和儿童免遭凌辱。她的日记后来被张纯如发现，成为历史的又一力证。

第四，《朝日新闻》的百人斩报道。在电影中有一幕两个军官，之后照片登上了报纸，取材的正是这场灭绝人性的竞争和《朝日新闻》的报道。照片的主角是两名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他们在从上海进军南京的路上，开展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为胜的竞赛活动。最后向井敏明以斩杀106人，野田毅斩杀了105人，两人决定在此之后继续开展竞赛。这一新闻刊登在战时的《朝日新闻》上，成为证明日军暴行的一手史料。

第五，慰安妇制度。日军在南京城内烧杀抢掠，甚至为了所谓的振奋军队士气而建立了大量的慰安所。在影片中池田到达南京的第一件事正是去慰安所“放松”了一番。对于慰安妇制度目前日本政府仍处于一种美化或者不承认的状态，在南京就有这样一处遗址可供参观——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第六，不许可制度与大量照片被毁。在影片中有很多照片被盖上了不许可的印章，这反映的是当时日军的新闻审查制度——不许可制度。在此制度下，有很多类型的照片不得刊登在报纸上，最初包括杀人等不利于日军国际形象的照片，后来因为暗杀组织的行动，发展为日军高级将领等的照片也不得刊发。而也正是由于日军对其战争行为的美化和严格的新闻管控，使得当时日本国民对于日本所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的认知是偏颇的。在日本投降之后，大量此类照片被有组织地销毁，但保存下来的照片，也足以证明日军的罪行。

第七，日本投降与对战犯的审判。在影片的最后，我们看到了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历史真实影像，今年的9月3日我们也将再一次迎来胜利日阅兵。在胜利之后，盟军和国民政府分别在东京和南京对战犯进行了审判。1946年2月15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主要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法庭向东京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提出，要求将主犯和其他罪大恶极的战犯引渡到中国，接受中国对他们的审判。1946年8月，战犯谷寿夫被押解至中国。1947年，战犯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等先后被引渡到中国，并最终判处以上战犯死刑。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的国际大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并最终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第八，“京字第一号罪证”。《南京照相馆》最重要的原型故事来自一本相册，这本相册被称为“京字第一号罪证“这本相册是当年年仅15岁的照相馆学徒工罗瑾冒死将日军拍摄的照片多冲印了一份，挑选了16张制成的，封面上的图案代表着雪耻的希望。1940年，他将相册藏于南京毗卢寺茅厕的墙洞内，用泥巴封好。可几天之后，他发现相册不翼而飞，感到危险的他，随即逃往福建大田。好在照片并不是被日本人搜到了，而是被另一个中国人吴旋妥善保管了起来。在无意中发现相册后，吴旋将相册转移至毗卢寺弥勒殿大佛底座下。1941年吴旋结束培训后，又将相册带回南京中山东路家中，藏于自己的小皮箱内。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南京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吴旋遂向“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呈交了他珍藏6年的相册。这本相册，成为法庭审判案系列证据第一号，也成了给战犯定罪的重要证据。

读史使人明志，《南京照相馆》用艺术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一群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这里有中国人的大义、大智慧，电影传递着中国人为什么能胜利的答案。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但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唯有记住伤痛，方能知耻而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