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忧郁症。已经20年出头。“你这样爽的人忧郁？打死不相信！”“你要忧郁症，全国大半都是了！”

       确实，22年前，在许多人看来，忧郁症等于神精病，羞于启齿，更不愿上医院。
       1998年，是开国总理周恩来100年诞辰。之前几年，我的写作任务压力山大！先跟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海文大姐采写了《穿过硝烟的握手》一书（西安事变），后受中央电视台导演邓在军电话一个半小时的挚意邀请，跟着八一厂李娴娟导演完成了12集电视艺术片《百年恩来》剧本采访和写作。
      1997年，49岁的我，又参与江苏文艺出版社编写、校对周恩来故事儿童读物3本书，到年底已经精疲力竭，准备休整一段。
      此时，周恩来的亲侄女周秉德打电话找到我，请我代笔赶写《我的伯父周恩来》，半年交稿，1998年辽宁出版社要出领袖丛书。我先以时间太紧、体力不支婉拒，后知秉德大姐的苦衷和焦急，心有不忍，咬牙接下，又连轴转，开始奔波绍兴、淮安、北京采访。
       一次，好友燕燕给我拔火罐，她惊叫：竹伟，你内火太大了，背上两排黑紫色的圆巴巴。

       接着毎况愈下：坐在电脑前，点头打瞌睡。晚上睡床上，脑子过电影，两眼睁到天亮。吃不香，笑不出，妹妹来电话，很会说话的我，竟然无语。
     “伟姐，你在想什么？”
       听出小妹的焦急，我答句实话：“我想哭。”
    “伟姐，快回杭州看病！”当海疗药房主任的小妹下了死命令。我这才有机会认识了杭州著名中医专家王一桢主任。
       因爸爸曾是浙江省委书记，婆婆又是中医世家，吃过几位名中医的药。像杭州杨继荪院长，南京著名老中医，进京给林彪都看过病的邹云祥老先生，还有婆婆的表妹、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中医世家的孙震和医生。
       印象里杨院长的药苦寒，80多岁的邹医师的药味记不清了，但有句话，我记一辈子：“我从来不吃冰，但一周我要吃两次蹄膀。”
       孙医生辈份大，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亦师亦友。我特别感激她，那会带环怀孕是特别丢脸的事，两回都是她带我去刮宫，叮嘱我不能贪凉，当小月子过，千万注意休息，还带回她开的中药调理。
       那天杭州诊脉，王主任很仔细，开药方时，我恳求道：“我很忙，麻烦您开7付药，我带回南京去。”
      “只开3付，再来调方。”王主任语音婉转但不容商量：“你给单位请个假，半天工作，半天吃我的药休息，准备至少一个月。”
       一天，女儿陪我在西湖边散步，我心如死灰，平淡地说：“毛毛，妈妈现在走进西湖可以不回头。”
      “为什么？”女儿反问。“因为生命中的酸甜苦辣咸我都尝遍了，再设有什么新鲜可言。去那边，我又可以见到妈妈，多好。”
     “妈妈，我还设结婚，你还没当外婆呢！”女儿笑着说。“对，对，对！为了当外婆，我也要好好吃药治病，坚持活下去！”事后，打心眼喜欢女儿的智慧和机敏，如果哭劝或埋怨，对于喜欢尝试新鲜的我，都不会有用。
       20多贴药吃下去，我已经好了大半，王主任笑着对我说：“你刚来时情况非常糟糕，如果再晚来20天，一个月，你恐怕要精神分裂了！
    “你知我开的第一帖药是什么吗？清代宫庭秘方‘颠狂猛醒汤’，你当时要多开几贴，怎么敢！”
       我感恩小妹命令我回杭州看病，更感恩王主任的宅厚医德、精湛医术。
       辽宁出版社同意推迟出书时间，一定等我完稿。周秉德大姐也在侨办招待所安排了房间，让在北京上大学的女儿与我一同居住，我白天采访查阅资料，晚上母女相伴，直至顺利完成《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写作，2000年出版。
       我病是好了，教训没彻底明白，继续“小车不倒只管推”，又不肯吃西药，急性抑郁症，拖成慢性病，实在痛苦极了，才去脑科医院看病吃抗抑郁药，逐渐平稳，但无法除根。
       直到古稀之年，终于放下 “作家活着就应该写书”“人活着就要为社会做事”这个挚念，我才真正明白：必须承认人生是个过程，长寿且有作为精英只是少数！我们多数普通人，工作时尽职尽力了，退休了做最好的自己就对了！
       把年轻忙时无暇尽兴的爱好，学起来，做起来，唱起来，游起来，乐起来，多爱自己一点，多宽容自己一些，做健康老人，不给儿孙添乱，就是现在对社会最好的贡献吧！
       没有亲身经历，这些简单养生道理，恐怕永远不明白！说怪，也不怪，否则为啥历史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没有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