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动手机相册，大姐铁建林一家四口合影，陡然跃入眼帘。时光飞逝，这是50多年前幸福瞬间的捕捉，照片上的大姐正而立之年！

       大姐姐的生命，定格在36岁，她永远留住了年轻。我今年72岁，比大姐多活了36年，尤如生命的夕阳，退到了社会的地平线上。
       回忆小时候的大姐，我因是“住校”专业户，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只在舟山定海一中走读一年，偏偏大姐早已结婚，远嫁在无锡，几乎很少见面。倒是她大儿子波宁，10个月送来舟山由妈妈帮忙照顾。每当我从南京十中（即现在金陵中学）放假回家，小不点的他，无论是通过6412部队司令部森严门岗，还是进入大礼堂看电影，他就是我的“出入证”，“电影票”，因为他聪明礼貌又不认生，警卫连的战士个个认识他——铁政委的大外孙。
       1968年我当兵到安徽当涂86医院，与家人朋友的联系，主要靠写信。给爸妈，给大姐，二姐，小妹，三个弟弟，再加下乡支边的同学，经常有空刷刷刷，一次丢进信箱七八封信，是常事。所幸当年军邮不要钱，盖个兰色三角章就行，否则一月6.75元津贴费，只怕全买邮票都不够！

       我只记得与大姐通信挺多，我是急脾气，收到信即回，于是永远是去眼巴巴等信的角色。对大姐，我一向有话直说，有苦倾述，因为我俩性格相似，都是快人快语，好学上进。那时大姐早已入党，在无锡工厂机关工作，总能耐心开导我的烦恼和焦虑。
       无巧不成书。1970年夏天，我去南京军区人民前线送稿，也巧爸爸在南京开会，大姐便带着小儿子波雷赶到南京看望，在军区三所，我们姐俩，久别重逢，从爸爸处回屋，为了躲避蚊虫叮咬，坐在蚊帐里，姐俩伴着孩子甜美轻柔的呼吸声，聊至深夜……
       那年大姐35岁，我22岁，万万没想过，这竟是我与大姐最后一次欢谈，半年后再见面，她已躺在追悼会的鲜花丛中……
       10年后，我参加了南京军区《陈毅传》写作组，因写文革中的陈毅一书，爸爸作为陈毅元帅帐下老兵，成了我采访众多位元帅、将军、省委书记的引路人：我女儿年轻，要写出神似的陈老总，要靠前辈指教。
       随着查阅档案，采访人数增多，我渐渐走进了爸爸那代人的经历和心灵，我们父女，除了亲情，师生情，也平添了友情。特别是为父亲写回忆文章前的深聊，竟让我触碰到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底线和伤痛！
     “老爸，你和尤太忠叔叔很熟，当年他是27军军长，你是舟嵊要塞区政委，在南京开会，我在吃饭时看过你们开玩笑斗嘴，你为啥不跟他说说，别让大姐夫转业！1970年那晚大姐跟我说过，姐夫转业后像变了一个人，天天阴着脸，啥事也不感兴趣！他太爱当兵了！”
     “哎，小伟，一个女婿半个儿，我怎能不关心啊！说来话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