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参军后驻山西祁县，虽是正规的军校，但仍住民房、睡大坑，和野战部队一样，过着“军民一家亲”的“抗大式”生活。其间，业余文化娱乐，除了组织一些军民联欢会外，看露天电影更成军民鱼水情的纽带。直到现在，我的记忆中，还经常出现打谷场上那块银幕：一块白色的、四周镶着紫红色边的银幕，用两根粗竹竿固定着。放映时间未到，灯光已经提前挂在上面，使寂寞漆黑的夜晚出现了一个明亮欢乐的窗口。

每当部队在打谷场放映电影，这里便成了欢乐的海洋，除了部队整齐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各连队互相“拉歌”欢唱外，周围的村民也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打谷场上发亮的银幕，对于他们好像是天堂的一扇窗，它打开了，一个原先空虚的无所事事的夜晚便被彻底地充实了。

那时的露天电影，基本上是每周放映一次，放映的大部分是前苏联电影译制片。主要有3类：一是反映国内战争的故事片，如《静静的坎坷》、《夏伯阳》等；二是关于“十月革命”的战争片，如《列宁在1918》、《难忘的1917年》等；三是反映“苏德战争”的军事片如《斯大林大决战》、《攻克柏林》、《卡秋莎》等。这些影片都俱有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令人过目不忘，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我也看得热血沸腾。时值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不久，我国发出了“一边倒”、“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号召，通过观看苏联电影，给我开启了一个学习苏联革命精神的新窗口。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军校的军事训练完全是以苏军为榜样。从生活制度到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全部苏式化。使用武器从手枪、步枪（7.62口径），转盘轻机轮、郭留诺夫重机轮、82追击炮、无后坐力炮、T34型坦克、火箭筒灯均为苏军的常规武器。就连野战训练时，也用上了“炊事车”，吃上了苏式面包。总之，苏联电影，特别军事战斗片成了我们的“活教材”。
    1954年，我们引步校迁至河南洛阳，改名为“第八补兵学校”，简称“八步校”，（58年又改名“洛阳步校”）、校址完全按苏式营房建造，住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学员宿舍。射击训练使用了苏式“电气靶场”，并聘请了名叫彼得洛维奇的上校军事顾问。时常组织学员观看苏联“军教电影片”，全方位地学习苏军的战斗作风和战术、技术，成了我军现代化建军的一个“里程碑”。

1955年，我调入南昌步兵学校任战术教员。这时，虽然有了大礼堂，但在炎热的夏季仍然是观看露天电影。不同的是以国产影片为主，每周一次，自由参加。每当此时，教职员工在晚饭后，冲完澡，便携一“军用马扎”，来到银幕前，选一佳位，等待开映。有的人更是手摇折扇，唱着“冰镇绿豆汤”，和邻座欢声笑语地聊天。将消夏、乘凉、娱乐融为一体，快乐似“散仙”。

电影开始了，草场上的嘈杂声渐渐消失，人们熟悉的电影人物正向人们走来：英勇机智的李向阳挎着盒子抢来了；梳直发的，让年轻的女光群起仿效的女党代表柯湘来了；阴险狡诈的日本鬼子队长松井来了；机智勇敢的《小兵张嘎》来了；让年轻小伙视为“女神”的“二妹子”也来了…随着一部部优秀国产影片的放映，人们大炮“眼福”，实际上这是一次观众与电影人物老友重逢的欢聚。我更是以《柳堡的故事》中“二妹子”的形象为楷模，“按图索骥”找到了我的歌名伴侣。露天电影城了我至今在炎夏消暑时最美好的回忆。

那个时候可能还不是最美好的。但尽管如此，却出现了许多美好的夜晚，使你忘掉了一切烦恼和不快。每看一次露天电影，都会引起我的共鸣和震撼。它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和永远铭记的天堂的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