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经历了一次短暂的饥饿。

那时1963年冬天，师里组成几个工作组，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部我和另一位同志分到离队驻地约十公里的狮子山大队。我们被安置在一农户家居住。在大队领导带领下到各处走走看看，首先到大队食堂，当我走进伙房时，蒸笼里热气腾腾，正在蒸东西，但一股难闻的气味迎面扑来，我当即打了一个喷嚏。吃午饭时，社员们一家一户提着小篮子到食堂打饭，每人一个窝窝头。窝窝头是把红薯叶和藤捣烂，和上红薯粉捏成的，怪不得气味难闻。社员们拿回去后，烧点汤糊糊，就算一顿饭了。我们俩人各拿一个放在茶缸里，回去边喝点开水，边啃，很难咽下，房东经常给我们端来一碗汤糊糊，我们见老乡自己也很困难，就婉言谢绝。这样一顿一个窝窝头，连续吃了约一个月，后来，每人一顿发二两豆饼（过去是喂牛或肥田的），豆饼吃起来比较香，但很粗糙，不容易消化，吃下去什么样，拉出来什么样，这样的日子一天天真难熬。

那段日子，老天爷很长时间不下雨，地很旱。队里派我到部队借抽水机，我带着两位社员一起去。走时，我的脚步很重......很重，迈不开步，到了部队正赶上吃午饭，我们在食堂每人买了两碗大米饭，两个菜，痛痛快快吃了一顿饱饭。回去时，两条腿轻松极了，好像水上漂。真如俗话所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幸好，这次社教只有短短三个月，我挺了下来。值得欣慰的是，没多长时间，中央纠正了在生产队推行“食堂”制。通过这段经历，使我更深地认识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党的生命；粮食是关乎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生存问题，万万大意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