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给周总理当联络员。我当时在空军政治部任处长，为了充实联络员办公室的力量，我被调到联络员办公室。我当联络员是经当时空军政委余立金同意，报中央警卫局批准联络员办公室住在中南海内，联络员主要是负责了解下情，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有时也负责组织一些活动。一天，周总理要接见国防科工委系统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让我负责组织。国防科工委负责人粟裕来了，他和我握手说我是粟裕，我说我认得您，我原是三野的。（粟裕曾任三野副司令员）会议开到夜间两点，吃夜餐了，我们每人发一包饼干，工作人员给总理送来一盘蛋糕，总理把蛋糕推开，和大家一样的吃饼干。周总理身居高位，日夜为国家操劳，连一块蛋糕都不要照顾。

第二，参加军管。1966年“文革”开始，当时社会很乱，很多单位领导机构瘫痪，为了保证人造卫星上天，周总理决定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成立军管会，下属研究所、工厂成立军管小组。我被抽调任上海科仪厂军管小组组长。科仪厂是负责制作人造卫星地面控制设备的。下去前周总理在京西宾馆给军管会的同志讲话，要求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按时完成人造卫星上天任务。我们进驻科仪厂后，努力排除外界干扰，当时上海很乱，串联武斗很厉害。外单位的人来科仪厂串联，我亲自出面做工作，动员来人回自己单位去。在工厂内努力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搞好“大联合，三结合”让领导干部出来工作，八小时工作一直坚持的很好。

第三，我带飞行员为毛主席站岗。我在空军十四师任政治部主任时，上级指示我带飞行员为为毛主席站岗。庐山会议后，毛主席来到南昌，住西高房宾馆，专列就停在东边。上级指示，让陆军和空军共同负责警卫，陆军负责外围警卫，空军飞行员负责内围警卫。我们不知道毛主席什么时候离开，所以就日夜食宿在专用线上。那天10点多钟，毛主席从汽车走向火车专列，我离毛主席只有两米远，看的很清楚。火车开走后，我们就在火车停靠处合影留念。